2004年，俄罗斯成立了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Valdai Discussion Club），其初衷是通过召集全球有影响力人士与俄罗斯同行对话，推动国际舆论理解俄罗斯立场。如今，该俱乐部已成为全球性网络，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年度主旨演讲是其核心活动，也是外界了解俄罗斯立场的重要窗口。
2022年10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普京在瓦尔代演讲中15次提及“文明”（ tsivilizatsiia）及相关概念，2023年演讲中这一频次增至23次。他援引俄罗斯哲学家列昂季耶夫（Konstantin Leontiev）“繁花似锦的复杂性”（flowering complexity）与丹尼列夫斯基（Nikolai Danilevsky）的观点，强调世界由多元独特文明构成，反对西方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主张尊重各文明自主发展权。这些精心撰稿的演讲，目标受众直指非西方世界，旨在争取对抗西方的支持。
尽管俄罗斯宪法未规定官方意识形态，但过去十年， “文明主义”哲学逐渐主导国家话语——它渗透于总统演讲、政策文件与教育课程，核心是主张世界应呈现文化与文明多样性，反对西方单一模式的普世化。这一理念源于对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的回应：西方将自由民主等价值视为普世准则，认为历史沿单一方向演进；而文明主义则主张“没有单一普世文明”，历史沿多元路径发展，反对西方霸权，倡导多极世界。
俄罗斯对自身的定位已悄然转变：2000年普京初任总统时，曾明确称俄罗斯是“欧洲国家”，追求“共同的欧洲家园”；如今，“俄罗斯是独特或自足文明”的论述已取代前者。这一转变与俄西关系恶化相呼应——当前双方虽非源于意识形态分歧冲突，却各自以意识形态框定博弈：西方强调“民主对抗专制”，俄罗斯则将其定义为“多元文明秩序与西方单极霸权的较量”。
本文旨在解读俄罗斯文明主义：它并非提供国家发展模式，而是关乎世界秩序的构想，既是哲学理念，也是对抗西方价值输出的政治工具。其根源可追溯至两百年的政治哲学传统，核心是拒绝“单一模式”，主张文明多样性。无论读者对这些观念认同与否，它们已深刻影响俄罗斯与西方的博弈逻辑——本文不做价值评判，仅通过梳理其内涵、起源及普京的采纳逻辑，助力理解俄罗斯的话语体系与全球定位。
2 从“单数文明”到“复数文明”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的原初用法完全是单数形式。该术语最早的文献记载出现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而英文中的首次使用则是在1772年。当时，“文明”意味着拥有与西欧相似的制度与礼仪，且被公认为绝对的善。因此，“文明”既是一种描述，也是一种价值判断。在此意义上，“文明”被用于将民族与国家划分为优劣等级……文明人的概念与野蛮人（或曰殖民群体）形成并置，成为当代欧洲中心主义统治秩序的理论基础。进步被视作“人类从蒙昧——即粗野、未开化、不文明的状态——迈向思想与礼仪之精致化更高境界的运动”，简言之，即走向文明的进程。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另一种文明观逐渐形成。至19世纪下半叶，“文明”一词开始以复数形式被使用。这一转变伴随着两种观念的兴起：其一，文明的标准并非唯一；其二，将世界划分为文明与野蛮的做法已站不住脚。这两种观点对俄罗斯关于世界本质的思考产生了深远影响。
俄罗斯思想深受西方影响。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所谓“反西方”的思想家往往是高度西方化的群体——他们深谙西方哲学，却正是借助西方哲学来批判西方。因此，在探讨俄罗斯思想之前，我们需先迂回探究西方关于历史本质与目的的哲学思考。
本文核心的思想冲突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哲学。 第一种可称为“单线历史观”：它认为历史是沿单一方向推进的进程，最终会走向类西方的终点。这种观点将历史本质视为“全人类逐步西方化”，相信西方的制度、价值具有普世性，所有社会都注定经历相似阶段，最终向西方模式靠拢。从康德主张的“普遍世界公民状态”，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朝向自由演进”，再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核心都是“历史有唯一终点，西方是范本”。
第二种则是“文明多元观”：它否认历史有固定方向，认为人类发展是多元文明各自沿独特路径前行的过程。每种文明有其自身品格、起源与命运，不存在“普世标准”。最早由赫尔德提出，他反对以西方标准评判其他文化，主张从具体历史语境理解不同民族；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 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进一步提出“文明是有机体，有生老病死”，否定西方是历史终点；汤因比则强调文明兴衰取决于对挑战的回应，主张以平等视角看待多元文明。
这两种历史观的对立，可以理解为是 “单数文明”与“复数文明”的碰撞：前者信奉西方模式的普世性，后者则坚持文明多样性的必然性。对俄罗斯而言，这两种观念的博弈影响深远——它先接纳单线历史观，后转向文明多元观，这一转变正是理解当代俄罗斯思想的关键。
3 “休克疗法”的历史重创
俄罗斯文明理论是一种反应性哲学（reactive philosophy）。换言之，俄罗斯文明理论的诞生与存续，是对“历史决定论”的回应——这种理论认为俄罗斯注定遵循与西欧相同的历史规律。两百年间，俄罗斯的历史决定论大致分为保守与激进两大脉络：保守派主张变革需渐进，与现有制度和价值契合；激进派则追求快速转型，目标或为西方自由民主，或为共产主义。这一思潮的兴衰，为后来文明理论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一）19世纪：西方思想的渗透与本土博弈
19世纪初，西方“历史单线演进”的观念开始深入俄罗斯。这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中颇有体现：参与者多为亲历西欧的军官，目睹西方制度后主张效仿，虽以失败告终，却凸显了西方思想对俄罗斯知识界的冲击。此后，即便是保守派也默认历史有确定方向，分歧仅在于变革的节奏。
保守派以教育大臣乌瓦罗夫为代表，他提出“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的官方意识形态，看似维护专制，实则相信历史会逐步走向自由。他认为俄罗斯尚处“幼年”，需通过教育缓慢成熟，避免激进动荡——这种“开明专制”思路，既承认进步必然性，又强调本土节奏。
温和西方派则进一步呼应西方历史法则。历史学家格拉诺夫斯基（Timofei Granovsky）、卡维林（Konstantin Kavelin）等借用黑格尔思想，主张俄罗斯与西方同属“欧洲文明”，遵循相同规律——如“人格原则”的逐步觉醒，即个体从血缘束缚中解放。卡维林明确指出，俄西差异仅在于“历史事实”，目标与方向完全一致，俄罗斯只是发展稍缓。这种对开明专制益处的信念，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有一定现实基础——当时帝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司法、政治与军事改革。但在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与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治下，俄罗斯政府变得保守得多，这促使俄罗斯自由派转向更激进的方向，要求立即颁布宪法、扩大公民权利，并通过普选产生议会。
（二）20世纪：激进转向与意识形态主导
20世纪初，保守与温和立场逐渐让位于更激进的历史决定论。自由派领袖米留可夫（Pavel Miliukov）在《俄罗斯文化纲要》（ Outlines of Russian Culture）中写道：“在生活的所有领域，我们的历史发展与欧洲各地的方向一致。”他呼应卡维林的观点，对美国听众表示，进步并非俄罗斯效仿西方，而是遵循同一必然路径。“俄罗斯民族本身就是欧洲的，”他说，“其自我重塑的进程如同欧洲其他地区，源于内部进化动因，而非‘借用’新时尚的臆想。”他坚信，俄罗斯作为“欧洲民族”，终将走向英法式自由民主，这是“政治生物学法则”的必然：自由民主如同“字母表或电力”，是“更高文化的形式”，社会复杂到一定程度便会自然需求。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将历史终点指向共产主义。最早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思想家普列汉诺夫（Georgy Plekhanov）在《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中论证，历史进步由生产力决定，俄罗斯无法跳过资本主义阶段，但人类可通过认知规律主动推动革命。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辩证唯物主义成为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中明确提出“五种生产方式”——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将历史简化为线性演进，社会主义被定为最终终点。
（三）后期演变与衰落
苏联后期，历史决定论开始松动。为争取第三世界盟友，苏联理论家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承认不同社会可跳过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部分学者还将文化、地理等因素纳入历史分析，打破了纯粹经济决定论的教条。
戈尔巴乔夫时期，新一代激进西方派崛起，他们摒弃共产主义，转而信奉“西方模式是历史终点”。叶利钦执政后，盖达尔推行“休克疗法”，试图以威权手段快速建立资本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即资本主义确立后，民主等上层建筑会自然形成。这种“市场布尔什维克”思路，实则是用资本主义正统替代了共产主义正统。
然而，“休克疗法”的灾难性后果让俄罗斯人对“历史单线论”彻底失望。20世纪90年代末，“所有国家遵循相同路径”的信念崩塌，俄罗斯知识界亟需新的世界观——最终，他们在文明理论中找到了答案。
4 重创后的精神救赎之路
俄罗斯文明主义的源头，植根于对西方理性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反思。俄罗斯思想中存在一股悠久思潮——它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将历史视为善恶较量的过程，关注精神而非物质事务，认为历史将以烈焰末日的“启示录”（apocalypse）告终，而非走向人间乌托邦的线性进步。
该思潮赋予俄罗斯一项特殊使命：作为东正教唯一的忠实捍卫者，抵御“敌基督”势力。这种“阻拦者”（katechon）角色的想象，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对自身与西方关系的认知。这一哲学的信奉者认为，俄罗斯注定在世界历史中扮演关键角色。他们的许多观点或许显得格外奇特，部分倡导者的思想也极为另类。但若因他们的观点与西方后现代思潮相悖便轻易否定，或许并非明智之举。此外，他们的哲学曾启迪众多俄罗斯人，如今更构成了将俄罗斯与西方描绘为两个独立文明的主要话语体系——无论好坏，其思想已塑造了当代俄罗斯人的世界观。
（一）从对西方的焦虑到斯拉夫派的回应
19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深陷焦虑：国家虽为军事强国，文化上却似乎落后于西欧。恰达耶夫曾尖锐批评俄罗斯“未曾为人类思想宝库贡献一个观念”，而斯拉夫派思想家则对此作出回应，为俄罗斯构建了独特的精神使命。
斯拉夫派核心成员多为贵族，深谙西方哲学却主张俄罗斯的独特性。他们借鉴赫尔德等浪漫主义思想，认为每个民族都是有机生命体，按自身规律发展。在他们看来，西方曾成就辉煌，却因过度理性化与个人主义陷入精神衰落，而俄罗斯保留了“精神的完整性”与“聚合性”（sobornost）——一种由共同信仰与传统凝聚的集体主义精神，体现在农村公社中。霍米亚科夫（Aleksei Khomiakov）、基列耶夫斯基（Ivan Kireevsky）等强调，俄罗斯的使命是保存这种精神特质，最终为迷失的西方提供救赎。
对斯拉夫派而言，俄罗斯的神圣使命在于抵制西化，保存并发展精神完整性与聚合性，继而将由此产生的益处带给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西方，使其免于自我毁灭。“历史召唤俄罗斯站到普世启蒙的前沿。”霍米亚科夫说。他宣称：“在数个世纪的智识发展历程中，西方成就了伟大辉煌的事业。但……你们的信仰大厦正在崩塌沉沦。我们并非带给你们加固这一大厦的新材料，而是归还给你们被先祖摒弃的基石……”因此，这一神圣使命具有普世性，构想了俄罗斯与西方共享的未来。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的深化
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路。他承认西方对俄罗斯的塑造，却批判西化精英与民众的割裂，主张精英应向民众学习真正的宗教信仰。与斯拉夫派一样，他将俄罗斯视为向过度理性化的西方传递真正基督教信仰的关键力量，从而让普世进步重回正轨。他认为俄罗斯能担此重任，源于其独特的普世性特质——西方局限于自身观念，而俄罗斯则博采众长吸收各地思想，将其调和为统一整体。
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则提出“万物一体”（vseedinstvo）理念，认为万物互联、神人合一。他对比东方“非人的上帝”与西方“无神的人性”，主张俄罗斯的“神人性”（bogochelovechstvo）能实现神与人的统一，历史的终点是“上帝之国”的启示。其绝笔作《战争、进步与历史的终结》通过虚构对话批判西方进步观，强调没有对宗教的信仰，和平与繁荣只是幻象。
（三）宇宙主义的独特贡献
尼古拉·费奥多罗夫（Nikolai Fyodorov）的宇宙主义为这一思潮增添了独特维度。他主张人类的“共同任务”是复活逝者，而非追求物质进步，技术应服务于战胜死亡与改造宇宙。这种思想影响了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火箭科学家）、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生物圈”理论提出者）等，他们将人类使命扩展至太空探索与地球生态保护，认为俄罗斯的集体主义精神使其能引领这一任务。
前文所述的思想家虽强调俄罗斯的精神独特性，却未否定普世历史，仍构想俄西共享的未来，属于“弥赛亚主义”。而真正的文明理论，需要否定普世历史与共同未来——这一关键飞跃，将由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完成。
5 俄罗斯文明主体性的回归
俄罗斯文明理论的成型，与两本著作紧密相连：丹尼列夫斯基1869年的《俄罗斯与欧洲》（ Russia and Europe），以及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1876年的《拜占庭主义与斯拉夫世界》（ Byzantinism and Slavdom）。这两部作品虽在问世后长期被忽视，却在苏联解体后重新获得重视，共同为俄罗斯文明主义奠定了基石——丹尼列夫斯基否定历史单线进步，主张多元文明；列昂季耶夫颂扬多样性，提出文明发展三阶段模型，二者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俄西关系与文明多样性的认知。
（一）丹尼列夫斯基与《俄罗斯与欧洲》
丹尼列夫斯基原本是生物学家，早年曾接触社会主义，后转向保守立场。他的《俄罗斯与欧洲》虽充满生物学类比，却突破了传统历史观：他将人类文明视为有机生命体，有诞生、成长与消亡的周期，因此没有任何文明能自诩为“历史的终点”。
他的核心论点源于对欧洲双重标准的批判：1864年普鲁士入侵丹麦未受谴责，而1854年俄罗斯在巴尔干的行动却引发克里米亚战争，欧洲诸国孤立俄罗斯。这让他意识到，欧洲从未将俄罗斯视为同类，反而视其为“异质且敌对的原则”。在他看来， “欧洲”本质上是文化概念，而俄罗斯与其他斯拉夫民族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历史类型”，既非欧洲一部分，也不应被西方文明同化。
丹尼列夫斯基彻底否定“普世文明”的存在。他指出，历史上存在十种不同的文化类型，西方（“罗曼–日耳曼文明”, Romano-Germanic civilization）仅是其中之一，且终将如其他文明般走向衰落。他强调， “进步不在于万物朝同一方向发展，而在于覆盖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朝向所有方向”，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因此， 俄罗斯的使命是与其他斯拉夫人形成独立文明联邦，抵制西方文化统治——这并非追求霸权，而是为了守护全球文化多样性。
（二）列昂季耶夫与《拜占庭主义与斯拉夫世界》
列昂季耶夫的人生充满波折，从医生、外交官到修士，始终与时代格格不入，却以独特视角深化了文明理论。他的思想围绕三大核心： 美学优先、坚守“拜占庭主义”、文明兴衰三阶段论。
他反对19世纪俄罗斯盛行的“艺术服务于社会正义”观念，主张“美学标准是最可靠且普世的”，而美源于多样性——包括社会阶层、文化习俗的差异。这使他强烈批判西方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西方追求平等的潮流催生了“乏味的同质化”，铁路、银行、议会的普及正在消解文明的独特性，使其陷入“灵魂的僵化”。
列昂季耶夫在《拜占庭主义与斯拉夫世界》中提出，俄罗斯的独特性源于“拜占庭主义”——一种融合专制制度与东正教的精神内核，与西方的世俗化、平等主义截然不同。他认为，正是这种精神让俄罗斯在鞑靼入侵、对外战争中幸存，未来仍需以此抵御西方同化。
他进一步提出文明发展三阶段模型 ：从“初级原始的简单性”，到“繁花似锦的复杂性”（社会分化、文化繁荣），最终坠入“次级继发的简单性”（同质化、创造力衰退）。在他看来，欧洲已进入第三阶段，濒临衰落；俄罗斯则需坚守自身道路，拒绝西化，“少想‘善’，多想‘力量’”，以保持文明的活力。
（三）对后世的影响
丹尼列夫斯基与列昂季耶夫的思想，为当代俄罗斯文明主义提供了直接渊源： 对西方双重标准的批判、俄罗斯作为独立文明的定位、文明多样性优于同质化的主张，以及抵抗西方的正当性论证，均可见于两人的论述。尽管他们的具体观点（如泛斯拉夫主义）未必被后世全盘接纳，但核心精神经欧亚主义者的发展，成为俄罗斯对抗西方、构建自身文明叙事的重要思想资源。
6 文明主义的东方探试
20世纪20年代，流亡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提出了欧亚主义，其核心认为 俄罗斯既非欧洲也非亚洲，而是独特的欧亚文明，文明边界大致与前俄罗斯帝国及后来的苏联版图重合。他们复兴了斯拉夫派的“神圣使命”构想，不过更倾向于认为未来欧亚大陆将拯救世界于西方之手，且对西方深怀疑虑，主张抵制西方霸权、构建多元文化世界。代表人物如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Nikolai Trubetskoi）在《欧洲与人类》（ Europe and Humanity）中提出， 世界根本冲突存在于“罗曼–日耳曼人与世界所有其他民族之间”，批判欧洲文化优越论是“自我中心的心理”，认为各民族文化发展方向不同，无优劣之分，欧洲化会引发社会分裂等负面后果，主张非欧洲民族应摒弃对欧洲文化的模仿，俄罗斯可成为反殖民运动的领导者。同时，欧亚主义者论证俄罗斯与领土构成有机整体，通过语言、民歌、舞蹈等方面的关联，说明其是独特文化区。
列夫·古米廖夫（Lev Gumilyov）成为连接早期欧亚主义与后来新欧亚主义的桥梁。他因狱中观察提出“民族生成论”，认为社会群体是自然生物现象，成就伟大事业的内驱力源于内在生物冲动。他重写俄罗斯历史，将俄罗斯人与草原民族视为盟友，认为蒙古人帮助俄罗斯抵御西方，双方通婚创造了共同文明。尽管其历史观被指灵活，但通俗化后传递出俄罗斯与东方民族有诸多共性、与西方注定冲突等观点，影响深远。
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欧亚主义者中，亚历山大·帕纳林（Aleksandr Panarin）是重要代表。他从自由派转向保守反西方，主张多文明多样性，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的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无法应对后工业时代挑战，俄罗斯应引领精神革命，通过欧亚一体化实现，倡导“多元对话”， 即各文明作为平等伙伴参与沟通，反对西方普世主义的单极倾向，强调世界文化多样性是人类财富。正如其所写：“俄罗斯与世界事务中已然成熟的转折点，是由主导的西方主义决策所导致的世界困局，这一转折点并非技术生产或经济因素的问题，而是关乎我们的精神性、我们对世界构造的看法、我们的价值观。”这为俄罗斯提供了引领世界的机遇：摆脱西方价值观，转向另一种替代方案。但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必须摒弃“西方化是不可避免的进程”“西方构成历史终点”的观念，这意味着需要构建一种替代性的历史愿景，一种更符合丹尼列夫斯基多文明演进模型的愿景。
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是知名的新欧亚主义思想家，他提出了“第四政治理论”，以对抗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张多极世界与文明多元。他强烈反对自由主义、大西洋主义等，主张联合东方反抗西方霸权，其思想虽未直接影响俄罗斯政府，但反映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典型思维模式。正如他论证道： “进步意识形态在结构上就是种族主义的。断言现在比过去更好、更充实，并不断保证未来会比现在更好，是对过去和现在的歧视，也是对所有生活在过去的人的羞辱。它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的历史和价值观等同于普遍法则。这些价值观是地方性的，全球化正试图将它们强加给全人类。因此，全球化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纯粹表现。社会可以相互比较，但我们不能说任何一个社会客观上比其他社会更好。第四政治理论主张多极世界而非单极世界，主张多元普遍主义而非普世主义。”
此外，欧亚主义与斯拉夫派不同，前者视俄罗斯为欧亚文明一部分而向东看，后者则将俄罗斯视为包含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一部分。部分文明理论家还否定俄罗斯负有外部使命这一概念，并主张“孤岛俄罗斯”，认为俄罗斯应专注自我拯救，避免卷入外国纷争。
7 文明主义的西方探试
西方往往将俄罗斯的文明主义思想仅与欧亚主义联系起来，由此勾勒出文明主义者天生倾向与西方冲突的图景。但孤立主义思想脉络揭示了另一种可能的未来——在这种未来中，俄罗斯与西方并非处于冲突状态，而是在“文明冷漠”的状态下并肩共存。
俄罗斯文明主义的孤立主义脉络的核心主张与欧亚主义不同：认为俄罗斯应作为独立文明独自生存，通过孤立主义而非构建跨民族帝国来维系自身特性，主张与西方在“文明冷漠”中并存，而非主动冲突。历史上，中世纪至近代的莫斯科公国曾长期奉行类似政策，蒙古入侵后与欧洲隔绝，即便蒙古势力退去，仍限制与欧洲的接触。部分现代思想家认为，1700年后俄罗斯对波罗的海、乌克兰等地区的扩张是错误的，主张回归彼得大帝之前的莫斯科公国边界，让俄罗斯在隔绝中免受外国不良影响。
米哈伊尔·尤里耶夫（Mikhail Yuriev）是极端孤立主义的代表。他曾提出，俄罗斯要生存必须实行彻底的孤立主义：建立基于“进口替代”的封闭市场，禁止外国非政府组织和外部资助，发展本土体育以摆脱对西方娱乐的依赖；外交上无需政策，退出所有国际组织甚至联合国，对外部事务秉持“你为所欲为，我们随机应变”的态度，避免与西方对抗或屈服，专注内部发展。
而为人熟知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则从精神层面倡导孤立。他否认俄罗斯的帝国或全球使命，认为俄罗斯应专注内部精神发展，主张苏联解体为各民族部分，回归俄罗斯核心领土。他批判“无限进步”的神话，强调民族的标志是“内在”精神发展，呼吁俄罗斯“独自面对自我”，治愈灵魂、整顿家园，而非向外扩张。
西方往往将不同类型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混为一谈，忽略了斯拉夫派、欧亚主义者、国家民族主义者、族裔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孤立主义者等之间的广泛差异。即便是主张“俄罗斯为俄罗斯人”的群体中也存在分歧。俄罗斯思想家克雷洛夫（Konstantin Krylov）从伦理角度定义文明，将世界分为南方、东方、西方三大“文明板块”，各有核心伦理原则。他认为俄罗斯是兼具西方与东方特质的混合民族，终将创造基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原则的“北方”文明。若西方接受其独立存在，双方可通过孤立主义避免冲突；若西方强求俄罗斯改变，冲突则不可避免。他从社会角度定义民族性，主张更民主的民族主义。
另一位文明理论家齐姆布尔斯基（Vadim Tsymbursky）从地缘政治视角阐释孤立主义，提出俄罗斯是“大陆内的巨型孤岛”，由三大特征界定： 位于罗曼–日耳曼文明以东的独特平台、东部领土提供安全屏障、西部有“海峡地带”作为缓冲带。他主张俄罗斯与欧洲保持距离，专注西伯利亚发展，甚至迁都新西伯利亚。因北约扩张，他修正理论，认为若西方逼近边境，俄罗斯需吞并克里米亚、东乌克兰等“大陆架”作为回应。另一种观点“文明现实主义”则主张世界分为独立“文明板块”，俄罗斯是其中之一，需与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划清界限，放弃融入努力。俄乌冲突后，缓冲带破灭，但俄罗斯在文化上仍与西方隔离，因西方背弃传统价值，双方保持“文明间冷漠”更利于务实合作。学界中还存在“文明间冷漠”的观点，认为俄罗斯与东方文化鸿沟深远，这种对东方的“冷漠”启示俄罗斯应同样对待西方，以感知自身东正教文明的独特性，调整对西方的疏离态度。
与此同时，弗拉基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曾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副总理，并在2014至2020年间担任普京总统关于乌克兰与格鲁吉亚事务的私人顾问）作为克里姆林宫重要人物，认为俄罗斯是“半混血”独立文明，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标志着融入西方努力的终结，进入长期“地缘政治孤独”。他指出俄罗斯与西方“底层逻辑”不兼容，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应走第三条道路，创建第三种文明类型。
如今，西方制裁客观上切断了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形成另一意义上的“孤岛俄罗斯”。孤立主义者主张俄罗斯应抓住机遇，终结融入西方的执念，创建“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但掌权者的态度仍不明确——甚至直到现在，只要西方允许，仍会欣然推动俄罗斯与西方的融合，因此未来转变方向待观察。
8 俄式文明主义的诞生
俄罗斯文明主义思想的核心认知是： 俄罗斯是独特文明，拥有自身精神价值、民族心态与政治文化，世界由各具特征的异质文明构成，文明间应承认彼此存续权利、相互理解并接纳本真面貌。这种认知在俄罗斯已深入人心，许多人视其为对世界的客观描述，而非单纯理论。
俄罗斯文明主义兴起的原因可从多方面追溯。 其一，意识形态的更迭：苏联共产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失去公信力，20世纪90年代西方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引发的混乱（经济崩溃、社会服务瓦解等），以及此后俄西关系持续恶化，共同消解了西方价值观的权威性，使“俄罗斯需西方化”的观念失去吸引力。 其二，国际格局变化：全球金融权力向南方（尤其是中国）转移，“西方模式即历史终点”的说法不再站得住脚，俄罗斯逐渐倾向于转向新兴力量。 其三，西方自身问题：西方身份政治、“觉醒主义”（wokeism）、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等现象引发俄罗斯反感，甚至部分自由派也批判西方成为“新伦理帝国”，认为其正偏离“健康”轨道。
更有俄罗斯学者犀利地指出，西方已将“历史终结论”改造成俄罗斯人彻底反感并必须抵制的东西，这是一种普遍观点。关注俄罗斯视角转变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国际政治。 文明理论对国际事务的关注远多于国内事务，其影响力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俄罗斯对西方日益增长的不满。过去二十五年间，一系列事件加剧了这种不满：北约东扩、轰炸南联盟与利比亚、入侵伊拉克、西方对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的支持、西方制裁等等。这些事件动摇了许多俄罗斯人将西方视为文明中心的信念，随着西方主义信誉扫地，俄罗斯人需要另一种意识形态来理解世界。
他们最终选择文明理论而非其他，或许与“文化学”学科有关——该学科的传播是文明主义兴起的重要支撑。苏联晚期，文化学兴起以挑战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试图将多学科统一为“元科学”。其核心思想是承认文化多元，代表人物如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强调文化间对话的重要性，比布勒（Vladimir Bibler）提出文化需要“至少两种文化”的互动，阿韦林采夫（Sergei Averintsev）则关注宗教对文化的塑造作用。后苏联时期，文化学成为俄罗斯中小学和大学的必修课，教材强调世界由不同文化构成、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引入西方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推动了民众对文明思维的接纳。学者拉吕埃尔（Marlene Laruelle）研究发现，俄罗斯文化学教材多以文明视角解读世界，借鉴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等观点，将俄罗斯描绘为独特世界，且常带有保守与反西方倾向。
反对派政治人物的推动加速了文明理论的传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是重要推动者，他将共产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结合，主张俄罗斯是“特殊社会宇宙”，资本主义与俄罗斯文明特质相悖，苏联文明与俄罗斯文明一脉相承，均体现集体主义等原则。他借鉴丹尼列夫斯基、汤因比、古米廖夫等学者观点，强调俄罗斯作为欧亚核心与西方“海洋霸权”的对立，呼吁文明间和平共处。自由民主党（LDPR）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同样是文明理论家，创立全球文明研究所，提出现代世界存在六大文明（西方基督教、东正教、东方伊斯兰文明、东方佛教文明、异教文明与隐性文明），认为西方文明倾向“主动侵略”，东正教文明以存续为目标，未来可能形成多极地缘政治世界，文明间需积极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及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逐渐向这些文明话语靠拢。研究显示，普京的修辞风格曾落后于俄共与自由民主党， 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不断调整立场以呼应社会态度，吸纳对手的文明主义观点，使这一思潮从社会层面逐渐渗透至政治核心。这一过程表明，俄罗斯文明主义的兴起是多重社会进程的结果，而非单一政治决策的产物，它深刻反映了俄罗斯对自身定位及世界秩序认知的转变。
9 文明主义的政治建构
21世纪初，普京在首个总统任期内（2000–2008）始终强调俄罗斯的欧洲属性，称其“是欧洲国家”“拥有共同的文明根基”，将融入欧洲视为外交优先项。但同时，他也开始显露对多极世界的主张，1999年代总统时便提出“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更明确反对单极世界，质疑西方将自身标准强加于人的做法，认为“现代世界不能有父权式的关系”。
2008年是文明话语渗入官方论述的关键节点。外交部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在文章中首次公开认可“全球竞争具备文明维度”，同年《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提及“全球竞争的文明维度”，承认世界文化与文明多样性，但仍隐含对西方核心价值普遍有效性的认可。梅德韦杰夫时期虽提出《欧洲安全条约》希望融入欧洲安全体系，却未获西方支持，此时俄罗斯仍将未来视为欧洲的一部分。
2012年普京重返总统职位后，文明话语加速发展。他在2012年文章中首次称俄罗斯为“独特文明”，强调其多民族、多宗教特质构成“国家文明”，核心是“国家”对多民族的凝聚。此后，他频繁强调俄罗斯文化“基因”，批评西方背弃基督教传统价值，2013年瓦尔代会议称西方“否定道德原则与传统身份”，2015年文化部文件提出俄罗斯是“文明上自给自足的国家”，“自给自足的文明”这一术语逐渐普及。2018年，普京首次援引丹尼列夫斯基，强调“没有任何文明可以自称至高无上”，将文明多样性视为多极世界的基础。不过，这一时期官方修辞仍存矛盾，时而承认与欧洲共享文明根基，反映出从欧洲属性认知向独立文明认知的过渡期特征。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文明话语彻底主导官方论述。如前文所述，普京在2022年瓦尔代演讲中15次使用“文明”相关词汇，强调“维护文明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同等重要”，批评西方试图“抹平差异”。2023年《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正式定义俄罗斯为“独特‘国家文明’”，主张国际关系应基于多极、文明多样性及反对强加发展模式，特别提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不友好方针。外交部官员多布林宁的文章进一步阐释，认为世界正从全球化转向“文明平台”（力量中心）的形成，西方正抵制自身主导地位的丧失。
文明主义也融入了国家教育政策，2023年俄罗斯教育部推出的大学课程《俄罗斯国家建构基础》，将“作为国家文明的俄罗斯”“俄罗斯文明的价值观”列为核心内容，旨在强化学生对俄罗斯文明的认同。 俄罗斯转向文明主义，并非源于预设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对俄西关系恶化的回应。在国内，它有助于凝聚爱国主义、巩固支持；在国际上，通过强调文明多样性和反殖民主义，争取发展中国家支持，与西方“专制与民主对抗”的叙事形成对比——西方叙事侧重凝聚内部共识，而俄罗斯叙事更具外向性，在欧美以外地区获得广泛认可。这标志着新的意识形态较量兴起：文明主义对西方自由普遍主义构成挑战，俄罗斯正以思想输出争取国际认同，打破西方对软实力的垄断。
10 彻底“去西方化”的文明主义
俄罗斯文明主义的思想渊源广泛，既包含斯拉夫派、欧亚主义者等俄罗斯本土思想家，也吸收了斯宾格勒、汤因比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尽管其政策主张多元，从杜金的对抗性理念到齐姆布尔斯基的孤立主义路线不等，但核心共识明确： 俄罗斯与西方是异质实体，西方模式不具普世性，俄罗斯及其他文明都有权自主发展。过去二十年间，这些核心原则逐渐成为俄罗斯官方话语的重要部分，使文明主义实质上成为非正式的国家意识形态，既巩固了国内对国家的忠诚，也为俄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博弈提供了面向国际的正当性解释。
有人认为这种意识形态转向是暂时的，毕竟俄罗斯历史上亲西方与反西方思潮曾交替更迭。但当下或许是俄与西方分道扬镳的历史转折点： 一方面，俄罗斯从未如此明确地将自身界定为独特文明；另一方面，乌克兰战争后，俄西关系即便停火也可能陷入长期猜忌，而经济权力东移可能削弱西方影响力，未来俄罗斯人对西方的兴趣或许会减弱。
此外，文明主义并非俄罗斯独有，已成为国际政治话语的重要部分。例如，伊朗曾呼吁“文明间对话”，中国以国际关系学者赵汀阳为领军人物推广“天下”学说，强调基于非排他性的和平理念，接纳多元价值。中国政府支持的全球文明倡议亦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反对将自身价值强加于人。这些理念与列昂季耶夫“繁花似锦的复杂性”、以及俄罗斯思想家对民族独特精神特质的肯定相呼应，共同挑战着西方对社会间多样性的接纳程度。尽管部分观点可能较为新颖，但它们正塑造着世界及其未来。
编者评
《俄罗斯的世界秩序》一书通过对俄罗斯文明主义的系统阐释，揭示了当前俄乌冲突及俄欧矛盾的文明根源。在普京的“多文明世界”叙事中，俄罗斯将自己界定为独立于西方的文明单元，并以此为其外交、军事与意识形态行动提供合法性。这种定位与建立在普世主义文明观上的欧盟价值体系形成了结构性对立：俄罗斯强调历史独特性，欧盟则在“对历史的遗忘”中追求内部整合与政治正当性。
这种对立的背后，正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预言的全球格局特征：冷战后，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文明冲突，主要矛盾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而是不同文明之间在价值观、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上的碰撞。亨廷顿指出，文明是人类身份的最高层级，而文明差异既深刻又难以调和，因为它们源于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这一理论为我们理解当前俄欧关系的僵局提供了深层解释：当冲突根源于文明身份认同的冲突时，传统的外交妥协和利益交换难以触及其本质。
俄罗斯文明主义正体现了亨廷顿所说的“文明自我意识的复兴”，通过强调自身的历史命运与文化特质，俄罗斯不仅在地缘政治上抗衡西方，也在符号与意义层面为本国社会构筑坚固的认同屏障。与此相对，欧盟的普世主义文明观要求各成员淡化本国历史记忆以构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这与俄罗斯“以历史强化差异”的策略相对立。双方在文明观上的零和格局，是亨廷顿“核心国家冲突”的典型例证：俄罗斯作为东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与欧盟所代表的罗曼–日耳曼文明之间缺乏价值共识。
亨廷顿曾警告，核心国家间的冲突是最难缓和的，因为它关乎文明整体的文化存续与价值合法性。在这一框架下，俄乌冲突不仅是领土或安全之争，更是俄欧双方文明观的代理战争。俄罗斯将乌克兰视为东斯拉夫文明的核心腹地，而欧盟则将其视为向东扩展普世价值与制度的桥头堡。这种双重定位的冲突，使得任何一方的妥协都被视为文明身份的让渡，从而加剧了对抗的不可调和性。
然而，亨廷顿虽强调文明冲突的持久性，但他也提出，跨文明的“共同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中国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走出文明冲突困境提供了重要范例。这些理念强调在尊重文明差异的同时寻求共同价值，承认多样性与合作并存的可能性。这与亨廷顿的理论形成互补：如果说亨廷顿揭示了文明冲突的现实与难度，那么中国的文明观则提供了超越冲突、寻找合作契机的路径。
因此，本书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俄乌冲突的文明根源，更提醒我们：在核心国家冲突面前，任何单方面的价值输出都无法达成真正的和平。唯有在多文明格局中承认差异、寻找交汇点，才能为未来国际秩序奠定持久基础。
*文章编译自Robinson, Paul. Russia's World Order: How Civilizationism Explains the Conflict with the Wes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5，文中小标题为译者自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